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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568.com--實用資料】

　　“真相凋零”下的美國輿論生態(tài)極化現象分析

　　李期鏗

　　【摘要】近年來，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由于社交媒體和民粹主義的結合，美國互聯網輿論生態(tài)越來越表現出“真相凋零”狀態(tài)，日益分裂和極端化。社交媒體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社交媒體上絕大多數的政治話題帖子是由極少一部分人發(fā)出的。公眾在媒體可信度、國家優(yōu)先政策目標、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觀點、國際問題等方面存在越來越嚴重的黨派差異和代際差異。兩黨對對方的看法也越來越負面，甚至敵對。政治話語生態(tài)越來越差，民眾對政治話語生態(tài)不滿。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沒有反映民意，認為應與中國建立合作關系的美國公眾仍占大多數。“真相凋零”和輿論極化狀態(tài)給美國的國家治理和外交關系帶來挑戰(zhàn)。

　　【關鍵詞】后真相 民粹 輿論生態(tài)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5.005

　　輿論生態(tài)、“后真相政治”及“真相凋零”

　　輿論生態(tài)（publicopinionecology）是各種輿論形成的人際環(huán)境和促進輿論有序發(fā)展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趨于平穩(wěn)、和諧，人們就容易在一個共同體內相安無事地生活、工作。輿論生態(tài)失調，導致各種意見尖銳對峙、互相聲討，安定的環(huán)境就要遭到破壞。[1]傳統媒體對于輿論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新聞媒體對某一政策話題的報道能促進公眾表達觀點，確定立場。[2]同時，政府機構通過信息溝通制度和政治活動來引導輿論，機構和政治精英也可以設置議程影響輿論。而近年來，對美國輿論生態(tài)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結合。

　　互聯網使無數人得以接觸無窮無盡的新聞來源，以低成本在網上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從而填補了政治精英和草根階層之間由于社會經濟不平等造成的信息差異，而社交媒體由于有轉發(fā)、評論、分享等功能，又使這種信息大眾化更進一步，從而形成一個網上公共空間，討論各種問題。在這個動態(tài)的話語空間里，人們能表達、交流、討論各種問題，給輿論帶來公開性和流動性，這是對傳統媒體的挑戰(zhàn)。2017年，幾乎70%的美國成年人和74%的未成年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得新聞。[3]由于網絡輿論的壓力，政府、官員和社會規(guī)范開始改變和演化。每個公民能成為公眾話語的一部分，使社會向好的方向改變，但網絡公共話語空間也使一些惡意的、誹謗的和假的信息蔓延。匿名的網上討論減少了犯罪成本及懲罰極端思想、仇恨意見的可能性，因此，許多人把網絡作為發(fā)泄挑釁性情緒和負面情緒的渠道。而且，網上討論也會破壞政治協商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認真考慮之后的意見交換。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發(fā)帖和回應都很快，等同于隨意發(fā)聲，而不是仔細縝密的辯論或聲明。當非正式的討論涌入公共空間，人們可能不會嚴肅對待政治問題。[4]公眾在社交媒體對某一事件的關注可以形成一個暫時的政治共同體，成為引發(fā)輿論關注、推動解決問題的渠道。[5]本應在網絡公共領域開展的正常討論，也會因隱性的輿論操控而變味。相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體，網絡打開了人們尋找和形成部落的新方法，網民更可能與持相似觀點的人聯系。[6]網民們更愿意依賴一個個“部落化小圈子”去獲得資訊、分享觀點。然而，由于圈內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致使他們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經過了“立場過濾”，與之觀點相左的信息逐漸消弭。人們?yōu)榱肆粼?ldquo;朋友圈”內，不敢發(fā)表不同意見。換言之，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回聲室”“過濾氣泡”等負面效應加劇了西方社會的觀念分歧。[7]另外，社交媒體的算法可能會按照用戶的喜好過濾和顯示新聞結果，這樣有可能加劇了固定政治看法，并向偏執(zhí)方向發(fā)展的趨勢。[8]社交媒體的出現在許多方面改變了美國政治，也改變了美國的輿論生態(tài)。[9]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結合使美國進入“后真相政治”和“真相凋零”時代，輿論生態(tài)嚴重失調。

　　“后真相政治”是一種政治文化，也是當今西方世界出現的一種新趨勢。“后真相”一詞原本用來形容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tài)，指的是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影響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人們只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該詞首次出現在1992年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Tesich）發(fā)表在《國家雜志》（TheNation）的文章，[10]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2016年英國脫歐事件中變得普遍。[11]2016年，《牛津詞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為年度詞匯，當年這個詞的使用率比2015年增長了2000%。[12]《牛津詞典》把“后真相”定義為“情緒及個人觀點比客觀事實更能影響和塑造公眾輿論的情況”，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即意見重于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后真相政治”時代政治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為了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在政治輿論空間中，事實逐漸讓位于情感、觀點和立場，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他們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fā)，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議題，由此放大和強化某種情緒或偏見。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是造成后真相政治出現的原因，也是“后真相政治”的表現。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2017年，關于參加特朗普總統就職儀式的人數是否為一個歷史記錄的爭論又催生了一個新的流行詞匯：“替代事實”或“平行事實”。無論是“后真相”還是“替代事實”都強調了在這個新的“后真相時代”里，事實和真相可以不是唯一的和排他的，因觀點和認知的不同，事實和真相也可以是“替代的”、“平行的”和“發(fā)展的”。

　　蘭德公司報告《真相凋零（TruthDecay）》[13]認為，網絡時代造成傳統的單一權威訊息來源機制瓦解，社會日漸難以治理，基于觀點和個人體驗的相關話題越來越多，而蓋過事實。金融海嘯后又加入了一種情緒，公眾對精英階層出具的報告和論點有極大懷疑和厭惡感，加劇了社會“懷疑一切”的風氣，而沒有公眾認可的資料作基礎依據，社會幾乎不可能對重要的政策和議題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國家治理與辯論將陷入極度困境，最終造成社會極端化和民粹化。在美國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指旨在促進公眾利益的熱烈、坦誠和建設性對話和協商）中，對事實的爭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媒體不斷推出意見而不是事實，意見壓倒事實，美國人對機構的信任減少，而這些機構曾經是可信的信息源泉。報告列出了“真相凋零”的四種趨勢和表現，如表1。

　　蘭德公司報告認為，“真相凋零”的原因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認識過程的特點，比如，認識偏見。人們處理信息和作出決定的方式使他們傾向于尋找證實自己已有信念的意見和分析，依賴頭腦捷徑及同一社交網絡中其他人的意見。這些傾向導致事實與意見界限模糊，并且有時把意見歸入事實。第二，信息體系的變化，包括：一是社交媒體的興起，這急劇地增加了信息的流量和流速，也使意見多于事實。二是傳統報紙和廣播公司面臨的媒體市場變化，如24小時滾動新聞中部分新聞渠道不斷加深的黨派色彩，以及日益加強的利益動機。三是假新聞及誤導性或偏見性信息的泛濫。第三，政治、社會、人口、經濟極化嚴重，并在不斷惡化，幾種極化相互重疊又互相加強。這些極化產生對立兩方，擁有各自不同的講述、世界觀和事實，不僅導致對于事實及事實與數據的分析性解讀分歧不斷擴大，也導致事實和意見的界限模糊，對立雙方的思維和交流容易變得狹隘，從而產生閉塞的環(huán)境，不實信息得以擴散。[14]

　　社交媒體上的美國

　　特朗普總統“推特治國”及其輿論反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截止到2020年1月25日，特朗普總統總共發(fā)出推特45430條。[15]特朗普總統是推特上受關注度最高的政治人物，[16]有7千多萬粉絲。在推特中，20分鐘內他會被提到1萬次。[17]他頻繁使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發(fā)表政策聲明，評論其他政治家、名人和時政新聞。自從當選總統后，他的推特就一直被認為是美國總統的正式聲明。[18]到2019年底，特朗普總統創(chuàng)造了一種越過白宮新聞秘書，通過推特直接與公眾交流的方式。特朗普總統的推特是了解他所做所想的重要來源，也引起了巨大爭議。[19]特朗普總統轉發(fā)最多、得到點贊最多的兩條推特是他譏諷美國有線新聞網為假有線新聞的視頻（即“#FraudNewsCNN#FNN”）以及“今天我們讓美國再次偉大”，都得到了30多萬的轉發(fā)和50多萬以上的點贊。[20]這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不信任美國有線新聞網，“讓美國再次偉大”得到美國人的積極支持。根據輿觀調查公司（YouGov）對總統每條推文進行的民調發(fā)現，特朗普總統獲得最多點贊和轉發(fā)的一些話題——對美國職業(yè)橄欖球大聯盟（NFL）的抨擊、關于特別檢察官調查的帖子、稱普遍存在選民作弊行為的毫無根據的指控——公眾支持率很低。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的轉發(fā)也助長了一些極端行徑。他轉發(fā)了至少145個未經驗證的賬戶，這些賬戶推送陰謀論或極端主義內容，其中20多個賬戶，包括白人種族主義者、反穆斯林偏執(zhí)狂等，已經被推特公司封停。特朗普總統轉發(fā)的很多有問題的內容都以他的名字為標簽，也有一部分來自他關注的少量賬戶，這些賬戶構成了他挑選過的資訊來源——目前僅有47個，其中大多數是他的家人、名人、?？怂剐侣劊‵oxNews）的主持人或共和黨人士。其中一些人也會關注那些推廣極端主義的賬戶。[21]

　　對于特朗普總統的“推特治國”，美國人似乎不以為然。根據2017年6月對美國注冊選民的調查，69%認為特朗普發(fā)推特太多，15%認為正合適，12%不確定，只有4%認為發(fā)得不夠。[22]而根據2017年10月的調查，在美國成年人中，認為特朗普總統使用推特是一件壞事的占61%，認為是一件好事的占21%，另外18%不確定。[23]特朗普總統推特帖子的可信度在美國人心目中也比較低。根據2018年8月輿觀和《經濟學人》的調查，對于特朗普總統推特中所說的，6%的人表示完全相信，18%相信大部分，8%相信一半，15%相信一小部分，38%完全不信，15%不確定。在這方面的黨派差異也非常明顯，共和黨人相信特朗普總統所有推特或大部分推特的占53%，而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總統推特內容一點都不相信的比例高達68%（見圖1）。[24]

　　國會議員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國會議員是美國各州和各選區(qū)直接選出來的代表，他們與本州和本選區(qū)選民保持緊密的聯系，而社交媒體是他們表達觀點、與民眾交流的重要手段，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使用社交媒體。根據2019年的調查，100%的參議員和99%的眾議員在至少一種社交媒體官方賬號上發(fā)帖，主要的社交媒體是推特、臉書、優(yōu)兔（YouTube）和照片墻（Instagram）（見圖2）。[25]

　　2019年，國會議員通過推特發(fā)送的帖子多達420，679條，通過臉書發(fā)送的帖子為237，880條。[26]2019年，發(fā)布推特最多的10位參議員分別是，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魯比奧（MarcoRubio）4286次，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參議員迪克·德賓（DickDurbin）3381次，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羅布·波特曼（RobPortman）2802次，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里克·斯科特（RickScott）2548次，華盛頓州民主黨參議員帕蒂·默里（PattyMurray）2444次，羅德島州民主黨參議員謝爾登·懷特豪斯（SheldonWhitehouse）2416次，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Cruz）2386次，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Cornyn）2356次，艾奧瓦州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Grassley），2237次，新澤西州民主黨參議員科里·布克（CoryBooker）2227次。[27]其中，魯比奧、波特曼、克魯茲、布克為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成員，魯比奧、克魯茲、科寧等是著名的對華強硬派。2019年，發(fā)布推特最多的10位眾議員分別是，得克薩斯州第21選區(qū)共和黨眾議員奇普·羅伊（ChipRoy）4458次，波多黎各自治邦眾議院專員、共和黨人詹尼弗·岡薩雷斯-科龍（JennifferGonzalez-Colon）3333次，田納西州第2選區(qū)共和黨眾議員蒂姆·伯切特（TimBurchett）3273次，佛羅里達州第26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戴比·穆卡塞爾-鮑威爾（DebbieMucarsel-Powell）3081次，華盛頓州第7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普拉米拉·杰約帕爾（PramilaJayapal）2806次，紐約州第19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安東尼奧·德爾加多（AntonioDelgado）2644次，內布拉斯加州第2選區(qū)共和黨眾議員唐·培根（DonBacon）2532次，馬薩諸塞州第3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洛里·特拉漢（LoriTrahan）2328次，內華達州第3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蘇西·李（SusieLee）2234次，弗吉尼亞州第8選區(qū)民主黨眾議員唐·拜爾（DonBeyer）2189次。[28]其中，羅伊、伯切特、穆卡塞爾-鮑威爾、德爾加多、特拉漢等5位是2019年1月新上任的眾議員，另外有三位是2017年上任的眾議員?？梢?，新上任的年輕眾議員更傾向于通過社交媒體表達觀點，與民眾交流。

　　在社交媒體上，民主黨議員與共和黨議員關注的問題完全不同，黨派差異巨大。根據2019年的調查，民主黨國會議員在其社交媒體官方賬號中，帶#號主題標簽最多的話題是“為人民”，共6971條，排在第二的是“特朗普關停”（指美國政府停擺），共3993條，其余是“保護我們的醫(yī)療”“結束槍支暴力”“hr8”（眾議院通過的法案，要求對購買槍支者進行背景調查）、“氣候行動”等，都在2000條以上。[29]而共和黨國會議員在其社交媒體官方賬號中，帶#號主題標簽最多的話題是“美墨加協議”，共2568條，其次是“國情咨文”“委內瑞拉”“現在簽署美墨加協議”等，都是1000多條，其他話題都在1000條以下。[30]結合下文可以看出，國會議員和普通民眾在主要關注問題上體現的黨派差異非常類似。

　　普通民眾對社交媒體的使用。根據美國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Poll）結果，2016年6月，美國有77%的18歲以上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上的典型帖子話題分別為：我的家庭，占34%;幽默，占30%;我的朋友，占26%;旅游、我的孩子、食品，這三項都占18%;娛樂、我的寵物，這兩項都占17%;體育，占13%;政治，占11%;我的工作，占7%;其他，占20%（見圖3）。[31]

　　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上，大多數美國人使用優(yōu)兔和臉書，但在年輕人中，使用色拉布（Snapchat）和照片墻（Instagram）的比例很高。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開始調查美國社交媒體使用狀況，調查顯示普通美國人使用3種社交媒體，大部分人使用兩種以上，大部分美國人每天都登錄社交媒體。臉書一直是美國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平臺，2018年與2019年使用臉書的美國人占69%，其中約四分之三的人每天登錄臉書，但最近幾年使用臉書的年輕人比例減少了。而視頻分享平臺優(yōu)兔的使用人數更多，2018與2019年使用優(yōu)兔的美國人占73%，18～24歲年輕人使用比例高達94%。在18～24歲的年輕人中，78%使用色拉布，75%使用照片墻，45%使用推特。[32]社交媒體的使用也呈現代際差異。除了年輕人更傾向于使用色拉布和照片墻之外，使用社交媒體的年齡分布，18～29歲為88%，30～49歲為78%，50～64歲為64%，65歲以上為37%。[33]可以預見，社交媒體在選舉中將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社交媒體贏得選票，尤其是贏得年輕人的選票將會越來越普遍，這在最近幾年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已經得到證實。[34]

　　美國使用社交媒體平臺推特的公眾雖然只占22%，但推特在政治家、媒體及利益團體推進政治議程和交流政治議題方面發(fā)揮了顯著作用，推特政治生態(tài)引人注目。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中期選舉前后一年間（2018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9日）美國成年人推特公開賬號的調查，39%的推特公開賬號使用者在這段時間就美國政治議題發(fā)過至少一次推特，包括提到政治家、政治機構或團體，及投票等政治參與行為，同時，國家政治又是推特中談論相對較少的話題，政治話題帖子占整個推特帖子的13%。而且，一小部分用戶發(fā)出絕大多數與政治有關的帖子，97%的政治話題帖子來自10%的推特賬戶。對特朗普總統持強烈觀點的推特用戶發(fā)出的政治話題帖子尤其多，占總政治話題帖子的97%。其中，對特朗普強烈不認可的推特用戶占所有推特用戶的55%，但發(fā)出了80%的帖子和72%的政治話題帖子，而對特朗普強烈認可的推特用戶占所有推特用戶的15%，發(fā)出了11%的帖子及25%的政治話題帖子。同時，發(fā)出政治話題帖子的推特用戶也比其他推特用戶更為關注與自己政治觀點類似的人，也更熱衷于參與政治集會和活動、聯系當選官員、為競選人捐款，對另一黨派的看法比普通人更為負面。[35]

　　2016年總統選舉也是互聯網上熱議的話題之一。根據輿觀及《經濟學人》2018年4月的調查，對于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影響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這一問題，27%的美國人認為很有可能，20%認為有點可能，13%認為不太可能，21%認為根本不可能，19%的人不確定。[36]美國公眾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同樣比較分裂。在2016年9月26日希拉里與特朗普第一次辯論之后，美國人在推特和臉書上關于這次辯論的互動帖子達8千3百多萬條。[37]

　　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后，美國人，尤其是婦女對政治的關注度增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7月的調查，52%的美國人表示，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后他們對政治更為關注，33%表示沒有變化，13%表示關注更少。就性別來說，58%的婦女表示對政治的關注度提高，28%表示沒有變化，13%表示關注更少，而男性的比例分別是46%、39%、14%。[38]可以看出，特朗普當選總統對美國政治輿論生態(tài)產生了較大影響。

　　社交媒體時代，美國互聯網上同樣也充斥著不文明行為，網絡上的攻擊性、挑釁性帖子層出不窮，尤其是涉及政治問題時。公共話語崇尚簡單、沖動、不文明，出現了一個后真相、后新聞的特朗普總統推特世界。[39]政治、名人、宗教、新聞/時事等話題最容易引起攻擊性、挑釁性帖子，見過有關這類挑釁性帖子的美國人分別占63%、52%、48%、46%，其次是感情（38%）、個人（33%）、體育（29%）、游戲（27%）、健康（24%）、科學（22%），而從沒有見過網絡上攻擊性、挑釁性行為的僅占12%（見圖4）。[40]

　　在社交媒體主導的后真相時代，網絡上的新聞真假難辨。據蒙默思大學（MonmouthUniversity）的調查，52%的美國人認為網站定期報道假新聞，34%的人認為偶爾報道假新聞，只有9%的人認為網站不報道假新聞。[41]根據蓋洛普和騎士基金會（KnightFoundation）2018年2月～3月的調查，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的不準確度達到64%。[42]對于社交媒體新聞的準確度，認為準確度在25%以下的美國人占9%，認為準確度在26～50%之間的美國人占27%，認為準確度在51～75%之間的占27%，認為準確度在76%以上的占34%。[43]對于社交媒體新聞的偏見程度，認為低于25%的美國人占4%，認為在26～50%之間的占12%，認為在51～75%之間的占16%，認為在76%以上的占66%。[44]可見，公眾認為，社交媒體新聞存在較大程度的偏見。美國人對假新聞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假新聞對選舉的影響。73%的美國選民對此表示擔憂。[45]69%的人認為社交媒體對阻止假新聞在其網站上的傳播方面做得不夠，只有20%的人回答“做得足夠”。[46]29%的人認為社交媒體對假新聞的傳播負有大部分責任，60%的人認為負有部分責任，只有6%的人認為沒有任何責任。[47]

　　對媒體的信任和依賴日益極化

　　在媒體作為獲取政治信息和選舉信息的來源方面，美國人在其信任的媒體、不信任的媒體以及所依賴的媒體方面存在著深刻的黨派差異。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0月～11月對12043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所信任的媒體完全不同，處于兩個完全相反的媒體環(huán)境。皮尤研究中心的這項研究選取不同平臺的30種代表性大眾媒體作為政治信息和選舉信息源，詢問人們對各種信息源的使用、信任及不信任情況，結果發(fā)現，對其中20種信息源表示“不信任”的共和黨人比表示“信任”的共和黨人多，只有福克斯新聞等7種信息源在共和黨人中得到的“信任”多于“不信任”;在民主黨人中，結果幾乎正好相反。更多的民主黨人對其中22種信息源表示信任，只有?？怂剐侣劦?種信息源被更多的民主黨人認為不可信。共和黨人對多種媒體信息源的不信任與他們很少關注這些媒體互為因果。共和黨人獲取政治信息和選舉信息的主要媒體福克斯新聞在共和黨人信任和使用的媒體信息源中鶴立雞群，65%的共和黨人對之表示信任，在該民意調查前一周內從?？怂剐侣勚蝎@取政治信息和選舉信息的共和黨人占60%，這兩個比例都大大高于排名第二的媒體。而民主黨人獲取政治信息和選舉信息的主要媒體包括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國家廣播公司新聞（NBCNews）、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New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CBSNews）等，其中，67%的民主黨人對美國有線新聞網表示信任，53%的民主黨人在該民意調查前一周從中獲得政治和選舉新聞。民主黨人對美國有線新聞網的信任和依賴與共和黨人對?？怂剐侣劦男湃魏鸵蕾囶愃?，但民主黨人有多個比較信任和依賴的媒體渠道，而共和黨人只有?？怂剐侣劊ㄒ妶D5）。[48]

　　而對于不信任的媒體，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同樣差異巨大。在調查表所列的30種媒體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民主黨人不信任的媒體只有4個，?？怂剐侣勎痪拥谝?，高達61%的民主黨人對之不信任。而超過三分之一的共和黨人不信任的媒體多達8個，是民主黨人的兩倍，美國有線新聞網排名第一，58%的共和黨人對其不信任，[49]這與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中嘲諷美國有線新聞網為假新聞網相呼應。兩黨人士最為信任的媒體恰恰是對方最為不信任的，這也說明了兩黨在媒體方面的極化和對立?？偟膩碚f，共和黨人和傾向共和黨的獨立人士認為，來自多種平臺、人們高度依賴的許多信息源不可信，而民主黨人或傾向民主黨的獨立人士認為其中大多數信息源值得信賴，并高度依賴這些信息源獲得信息。這種差異在保守的共和黨人及自由派民主黨人中尤其明顯。而且，證據顯示，這種對媒體信任和使用的黨派差異在過去5年中變得更為嚴重，共和黨人對大多數主流媒體越來越疏遠，而民主黨人對主流媒體的信心保持穩(wěn)定，甚至加強了。綜合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類似調查，[50]共和黨人對20種媒體中15種的不信任程度加深了，對美國有線新聞網、《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不信任比例增加尤其明顯，分別增加了25、17和13個百分點（見表2）。[51]而民主黨人對媒體的信任和不信任程度在2014～2019年間的變化遠遠沒有共和黨劇烈。在當今美國政治新聞極化的時代，沒有一種新聞媒體得到50%以上美國人的信任。[52]

　　民眾心中的優(yōu)先政策問題

　　對政策優(yōu)先目標認知的變化與延續(xù)。最近幾年，美國經濟持續(xù)增長，失業(yè)率降低，美國民眾對經濟的信心增強，認同經濟作為政策優(yōu)先的比例明顯下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2010年，只有10%的人認為社區(qū)能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到2017年10月，這一比例提高到50%。把經濟問題，如加強經濟、改進就業(yè)狀況、削減預算赤字視為政策優(yōu)先議程的公眾比例近年來有所下降。雖然加強經濟仍然是公眾關注的最優(yōu)先問題之一，但關注度從2010年的83%下降到2018年的71%，再到2019年的70%;對改進就業(yè)狀況的關注度從2010年的81%下降到2018年的62%，2019年再下降到50%;對削減預算赤字的關注度也從2010年的60%下降到2018年和2019年的48%，而2013年這一比例達到72%，是近20年的峰值（見圖6）。[53]

　　相反，美國公眾認為環(huán)境、交通和毒癮問題應成為政策優(yōu)先的比例近年來明顯上升。2018年，認為保護環(huán)境是政策優(yōu)先的美國人占62%，比2010年增加18個百分點，比2017年增加7個百分點;認為改善全國交通狀態(tài)、處理毒癮問題是政策優(yōu)先的美國人都從2017年的36%增長到2018年的49%，增長13個百分點。表3顯示了2010年～2018年間美國公眾認為總統及國會應優(yōu)先處理的政策目標百分比（%）。[54]

　　可以看出，在美國公眾關注的政策優(yōu)先方面，2010年至2018年間既有變化，又有延續(xù)。近年來，隨著美國經濟的改善，美國公眾對經濟的前景更為樂觀，因此，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度有所降低。相反，公眾對環(huán)境、氣候等問題的關注度上升。公眾對減少犯罪、確保社會保障和醫(yī)療保險、處理貧困問題等方面的關注度變化不大。防御國家免遭恐怖主義襲擊一直是2010年～2018年間公眾最為關注的政策優(yōu)先，也是2002年以來最重要的政策優(yōu)先。而處理全球貿易問題在過去20年來一直位列公眾關注的政策優(yōu)先選擇末端，盡管在過去兩年公眾對此的關注度有所增強。2019年，公眾眼中位于前四位的政策優(yōu)先是經濟（70%）、醫(yī)療成本（69%）、教育（68%）和防御恐怖主義（67%，“9·11”恐怖襲擊以來最低點），與2018年的前四位相同，但順序不同，比例也略有差異。[55]

　　對政策優(yōu)先目標認知的黨派差異。在公眾認為的政策優(yōu)先事務上，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確保社會保障方面基本一致，在處理毒癮問題和改善交通等方面沒有明顯差異。但是，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于其他一些政策優(yōu)先目標仍存在較大差異，尤其是處理氣候問題和保護環(huán)境方面。68%的民主黨人認為處理氣候變化應該是首要政策目標，只有18%的共和黨人持相同觀點;同樣，81%的民主黨人認為保護環(huán)境是首要政策目標，而共和黨人的比例是37%。認為處理貧困問題、處理種族關系、提升教育等應成為政策優(yōu)先目標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分別高20個百分點。相反，認為加強軍事應成為政策優(yōu)先目標的共和黨人是民主黨人的兩倍多，分別為69%和30%;認為防御恐怖主義應成為政策優(yōu)先的共和黨人為83%，而民主黨人占63%。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列出的前幾項政策優(yōu)先目標沒有重疊之處。在調查的19項政策優(yōu)先目標中，民主黨人認為最重要的幾項是：保護環(huán)境、提升教育、確保醫(yī)療保險、減少醫(yī)療成本，而共和黨人認為最重要的幾項是：防御恐怖主義、增強國家經濟、加強美國軍事。表4顯示了2019年1月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政策優(yōu)先目標的異同。[56]

　　近年來，認為處理全球氣候變化與保護環(huán)境應成為首要政策目標的民主黨人顯著增加，而共和黨人的態(tài)度基本沒有變化。認為處理全球氣候變化應成為首要政策目標的民主黨人從2010年的41%增加到2018年的68%，增長27個百分點，而共和黨人只從11%增加到18%，增長7個百分點。認為保護環(huán)境應成為首要政策目標的民主黨人從2010年的56%增加到2018年的81%，增長25個百分點，而共和黨人只從30%增加到37%，增長7個百分點（見圖7、圖8）。[57]

　　對政策優(yōu)先目標認知的代際差異。年輕一代與更年長一代美國人對政策優(yōu)先目標的判斷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認為加強軍事、社會保障和處理毒品問題應成為優(yōu)先政策目標的老年人明顯多于年輕人。62%的65歲以上老年人認為加強軍事應成為優(yōu)先政策，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只有26%，相差36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也比30歲以下年輕人更加重視社會保障（80%對54%，相差26個百分點）、毒癮問題（64%對40%，相差24個百分點）、減少游說影響（52%對32%，相差20個百分點）和改善交通（60%對40%，相差20個百分點）。在調查表列出的19項政策目標中，30歲以下年輕人比65歲以上老年人明顯更為關注的只有氣候變化（56%對37%，多19個百分點）和環(huán)境問題（67%對56%，多11個百分點）（見表5）。[58]

　　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觀點

　　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越來越分為兩大陣營。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2015年，60%的民主黨人或傾向民主黨的人士持有頑固自由派或一般自由派政治觀點，比2004年增長11個百分點，其中持有頑固自由派觀點的民主黨人從2004年的13%增加到2015年的27%。而持有頑固保守派或持有一般保守派政治觀點的共和黨人士從2004年的31%增加到2015年的53%，增長22個百分點，其中持有頑固保守派觀點的共和黨人士從2004年的6%增長到2015年的22%。2015年，93%的共和黨人比普通民主黨人更為保守，94%的民主黨人比普通共和黨人更為自由化，而此前20年這一比例分別是64%和70%。[59]

　　兩黨人士的意識形態(tài)分歧導致他們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的觀點差異。在30項社會政治問題觀點上——槍支、種族、移民、外交政策和其他領域，平均的黨派差異是39個百分點。關于槍支管制問題，兩黨的平均差異是57個百分點，絕大多數民主黨和傾向于民主黨的人士認為，美國有關槍支的法律應更為嚴格，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共和黨和傾向于共和黨的人士持相同觀點。在種族問題上，兩黨的平均差異也達到55個百分點。兩黨在社會政治問題觀點上的差異自1994年以來翻了一倍，盡管最近幾年變化不大。而黨派內部不同年齡、種族、性別、教育、宗教、經濟狀況等的人群在社會政治問題觀點上的差別自1994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60]

　　在看待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美國同樣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把美國人分為沉默一代（SilentGeneration，指1928～1945年出生的人），嬰兒潮一代（BabyBoomers，指1946～1964年出生的人），X世代（GenerationX，指1965～1980年出生的人），千禧一代（Millennials，指1981～1996年出生的人），Z世代（GenerationZ，指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61]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9月～11月的調查，Z世代對諸多社會和政治問題持更為自由和開明的態(tài)度，與千禧一代類似，與更年長的各代差異顯著，在許多問題上與沉默一代甚至相反。只有30%的Z世代和29%的千禧一代對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工作表示認可，而在X世代、嬰兒潮一代和沉默一代中，這一比例分別為38%、43%和54%。對于政府是否應做更多事情解決問題，大多數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贊成，而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贊成反對差不多各半，但只有39%的沉默一代贊成。同樣，認為種族/民族多樣性對社會有好處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分別占62%和61%，而在X世代、嬰兒潮一代和沉默一代中，這一比例分別為52%、48%和42%（見圖9）。[62]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項調查得出類似的結論。在千禧一代中，45%的人持有頑固自由派或基本自由派政治觀點，其中頑固自由派占16%，一般自由派占29%，而持有保守派觀點的只占15%，而更年長的幾代人，政治觀點趨于保守。X世代自由派觀點人士占36%，保守派觀點人士占23%;嬰兒潮一代自由派人士觀點占30%，保守派觀點人士占36%，保守派超過自由派;而沉默一代保守派人士占40%，其中頑固保守派占21%，自由派占26%。[63]基本的趨勢是，越年輕的一代對社會和政治問題持更加開明的態(tài)度。而在政治觀點的代際差異中，共和黨人的代際差異更為顯著。在共和黨人中，沉默一代、嬰兒潮一代、X世代和千禧一代持保守政治觀點的分別占69%、64%、49%和34%。[64]假設人們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他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如果這種趨勢不變，也許20年以后，保守派就會變成少數，美國很可能成為民主黨的天下。這種情況已經引起了關注。[65]

　　對全球威脅的認知和對中國的態(tài)度

　　2019年，認為朝鮮核計劃和伊斯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美國人比兩年前大幅下降，認為別國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和伊朗核計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而對于全球氣候變化和俄羅斯的實力與影響的威脅，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認知差別較大，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氣候變化一直是兩黨產生分歧的主要問題之一。2019年7月的一次調查共列出7大對美國的威脅，具體結果見表6和圖10。[66]

　　根據調查，84%的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人士認為氣候變化是主要威脅，比例最高;而只有27%的共和黨人和傾向于共和黨的人士持相同觀點，比例最低。自從2016年選舉之后，對俄羅斯威脅的認知也出現了較大的黨派差異，當前，65%的民主黨人和35%的共和黨人認為俄羅斯構成對美國的威脅。

　　自2017年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實力和影響的關切加深了，5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主要威脅，這一比例超過任何國家，而2017年這一比例只有46%。2018年，認為中國“不算什么問題”的占34%，但2019年降到了24%，同期，認為中國是敵人或是嚴重問題的比例增加了，分別從16%增加到23%，從43%增加到50%，各增長7個百分點。盡管如此，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62%的美國人認為中美應合作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系，只有35%的人認為要“更強硬”，認為應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系的比例是2011年以來最高的。[67]另一項調查也顯示，美國人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威脅。2019年，24%的美國人把中國列為未來會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在2007年和2014年，這一比例分別是12%和19%。如今，中國與俄羅斯并列為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2014年俄羅斯單獨名列榜首。[68]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最近幾年也呈上升趨勢。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春天的全球態(tài)度調查，2013年以來，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開始多于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美國人;2019年，60%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值，比2018年增加13個百分點，而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美國人只占26%，降到2005年以來的最低值，比2018年下降12個百分點，比2017年下降18個百分點（見圖11）。[69]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19年初的調查，6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尋求與中國友好合作和接觸，只有31%的人認為美國應限制中國實力的增長。這一比例在過去十多年中變化不大。美國人認為，貿易是中美合作的主要方面。74%的美國人支持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民主黨人為82%、共和黨人為65%、獨立人士為73%。與中國的貿易不僅限于商業(yè)。64%的美國人認為，中美貿易會增強美國國家安全，而不是削弱國家安全。[70]可見，美國精英們對中國的敵意和警覺在美國民眾中并沒有得到響應，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并沒有得到民意的支持。

　　黨派差異在對華態(tài)度上也同樣存在，且越來越嚴重。共和黨人對中國持負面態(tài)度及把中國列為美國最大威脅的比例明顯高于民主黨人。2019年，70%的共和黨人對中國持負面態(tài)度，而民主黨人為59%，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高出11個百分點，而2018年，對中國持負面態(tài)度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分別為51%和47%;2019年，32%的共和黨人把中國列為美國的最大威脅，民主黨人的比例是19%，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高出13個百分點，而在這個問題上的黨派差異在2014年并不存在。[71]

　　在如何看待中國問題上同樣存在代際差異，年紀越大的美國人傾向于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調查，在對中國持負面態(tài)度的美國人中，18～29歲、30～49歲和50歲以上的美國人分別占49%、58%、67%。認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對美國是好事情的美國人中，18～29歲、30～49歲和50歲以上的美國人分別占56%、51%、47%，認為是壞事情的分別占34%、41%、43%（見表7）。[72]

　　兩黨對對方的看法愈來愈負面

　　美國兩黨人士不僅政治與社會觀點越來越相左，而且對對方的看法也越來越負面，甚至越來越敵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調查，在民主黨人中，認為共和黨讓他們感到“害怕”“生氣”和“懊惱”的分別占55%、47%、58%;在共和黨人中，認為民主黨人讓他們感到“害怕”“生氣”和“懊惱”的比例分別是49%、46%、57%。這一比例分別在那些政治參與度較高的人（定期投票、參加競選志愿活動或為競選捐款者）中更高，民主黨人的比例分別70%、58%、60%，共和黨人的比例分別是62%、58%、58%。從不認同對方黨派立場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都高達44%。[73]而且，兩黨對對方黨派的負面和敵對情緒不僅僅體現在政黨和政策上，而且直接針對個人。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要求兩黨民眾給一些群體和個人打感情分，從0分至100分，0分表示最冷淡、最負面，100分表示最熱情、最正面，結果，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給對方打分都很低，民主黨人給共和黨人31分，給特朗普11分，其中68%的民主黨人給他0分;共和黨人給民主黨人29分，給希拉里12分，其中59%給她0分。[74]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9月的調查，83%的共和黨人和79%的民主黨人給對方的打分為0～49分，60%的共和黨人和57%的民主黨人給對方的打分為0～25分，32%的共和黨人和30%的民主黨人給對方打0分，而2016年3月給共和黨和民主黨人給對方打0～49分比例是69%和61%，打0～25分的對應比例是46%和41%，三年間兩黨人士對彼此的敵對情緒顯著上升。共和黨和民主黨人認為對方“思想閉塞”的比例分別從2016年的52%和70%增長到2019年的64%和75%，共和黨和民主黨人認為對方“不道德”的比例分別從2016年的47%和35%增長到2019年的55%和47%。[75]共和黨人對民主黨人持“非常負面”看法的比例，2008年、2014年和2016年分別是32%、46%和58%，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的相應比例分別是37%、43%、55%（見圖12）。[76]

　　政治話語生態(tài)變得更差

　　隨著美國政治的極化，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后，美國政治話語生態(tài)也變得更差了，民眾對政治話語生態(tài)不滿情緒增長。8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政治辯論的語氣和性質在過去幾年間變得更加負面、更加缺乏尊重，76%認為更加不基于事實，60%認為更加脫離實質。同時，有關政治和其他敏感話題的日常談話也變得更加令人緊張和困難。一般的美國人認為，與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交談變得更加壓抑和懊惱。在與不太熟悉的人交談時，人們更愿意談天氣、體育甚至宗教而不愿談政治。倒是那些喜歡與人沖突、與人爭吵的人更愿意談論政治。政治似乎就是爭吵。談到人們對美國政治生態(tài)的看法，不能不提特朗普。特朗普曾承諾，如果當選總統他的話語就會變得溫和，但當選之后，他的做法恰恰相反，致使美國的政治氣候和政治話語變得更加分裂。[77]55%的人認為特朗普使美國政治辯論的語氣和實質變得更糟了，只有24%的人認為特朗普使美國政治辯論的語氣和實質變得更好，另外20%認為沒有什么影響。更引人注意的是人們對特朗普話語的感覺。對于特朗普的評論，76%的人經常有時感到“關切”、70%感到“困惑”、69%感到“尷尬”、67%感到“疲憊”，而對特朗普的言辭產生正面反應的不多。[78]

　　如今，54%的美國人認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一比例20年來首次超過半數，2015年是45%，2007年是35%;而認為兩黨有一定差異的占30%，認為兩黨幾乎沒有差異的占13%。鑒于此，絕大多數公眾對兩黨合作的期待很低，71%的人認為兩黨會爭吵不斷，互相反對。[79]這也是未來美國政黨政治的常態(tài)。在特朗普總統最近一次發(fā)表國情咨文時，兩黨政治精英的對立表現以及特朗普總統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基本的政治禮儀和人格尊重，一個拒絕握手，一個手撕講稿，把美國政治話語生態(tài)的惡劣程度推到了頂峰，這也可能引領美國今后的輿論生態(tài)。

　　“真相凋零”的影響

　　美國互聯網輿論生態(tài)近年來呈現“真相凋零”狀態(tài)，在討論社會政治問題、表達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點時，人們不是以事實真相為依據作出判斷，而是以黨派、身份、感情決定立場和態(tài)度。“真相凋零”狀態(tài)不僅體現在政治精英層面，也體現在大眾層面。美國兩黨的政治精英與各自黨派的民眾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的立場和態(tài)度高度一致。這種“真相凋零”的狀態(tài)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一是會導致公民話語的侵蝕。沒有共同認定的事實，幾乎不可能就重要政策和話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因此，政策制定的質量會下降，決策的過程會緩慢。二是導致政治癱瘓。對事實的不確定性和分歧會給政策辯論增加更大困難，無法達成協議。對政府缺乏信任會加強利益集團的立場，進一步干涉政府決策。政治癱瘓會導致政治任命的推遲，監(jiān)管和調查的缺失，無法作出財政決策，這種政府失能狀態(tài)會給經濟、外交政策、外交關系和政府信譽造成嚴重影響。三是使個人疏離于政治和公民機構。對政府信任的減少會導致公民參與的弱化，增強人們對社會政治的疏離感。公眾的公民參與意識可以促進透明度、責任感和社區(qū)參與度，從而對政治代表形成一種制約。四是導致國家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政策如果不基于事實和分析會導致不確定性，個人、公司、對手和盟友缺乏客觀數據和標準，難以作出決定，主要機構作為信息源的可信度受到挑戰(zhàn)。不確定性會導致投資延誤，大幅增加經濟成本，喪失國際信譽，帶來外交關系的挑戰(zhàn)。[80]最近幾年的美國政治和外交均受到了這種輿論生態(tài)的影響。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彈劾特朗普總統的問題。有關彈劾問題的投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幾乎完全按黨派劃分，彈劾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結果。彈劾過程中事實被忽略，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黨派斗爭。而公眾的態(tài)度也基本按黨派區(qū)分。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及社會科學研究服務網（SSRS）2020年1月16日～19日的調查，89%的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總統應該被免職，只有8%的共和黨持相同觀點。[81]隨著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表決特朗普總統無罪，“真相凋零”、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在今后一段時間將會繼續(xù)存在，甚至惡化。如果美國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觀點與態(tài)度，這種輿論極化和政治極化很有可能在十多年后結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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