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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后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的人生縮影

　　“旦復旦兮，東方奇葩，桃李芬芳，香飄天下。”2005年9月24日，復旦百歲。這一天，校園里到處是鮮花彩旗，歡聲笑語，到處是身著校名衫的校友重溫舊時足跡。

　　7611班的三十幾個同學走在校園里，復旦的角角落落似乎都在訴說著當年。又見老圖書館、相輝堂，時過境遷，那些樓都顯得老了；又見四號樓，樓道里堆著雜物，旁邊是新蓋的三星級卿云樓，愈顯其荒涼。

　　這一天，在相機此起彼伏的“咔嚓”聲里，7611班的同學人人活在記憶里，又活在歡樂的現(xiàn)實中。

　　25年過去了，“工農兵學員”這個詞似乎在世間消失了很久，它當初加之于同學身上的痕跡，隨著時代的大潮不斷沖刷，也似乎已蕩然無存。

　　這一班的同學，也像任何一群從一個宏大符號下解放出來的個體一樣，僅僅作為鮮活的個體，在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中，以自身的道德、能力證明著自己。其中有輝煌，有灑脫，也有艱辛。而在若有若無之間，“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還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擾于“工農兵學員”的心結，在時代的浪潮里起起伏伏，或自甘隱匿，或自甘隨俗。

　　這一天，班上一位沒有赴會的南方同學，看著報上復旦校慶的消息，心潮起伏起來：談起復旦，我有一種很激動的感覺。但我們這些人，這些年是盡量把自己藏起來，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帽子，到現(xiàn)在還在心里留下陰影，時不時刺激你一下。當年選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規(guī)定，很多人對我說，搞個研究生學歷也不難，交點錢就行了。我說算了吧?，F(xiàn)在我們年紀大了，就拼命想在人生價值上實現(xiàn)一些，其他很多事情就認命了。

　　這一天，北方某省也有一位同學因為會務纏身，無奈退掉了飛往上海的機票。多年來，工農兵學員的身份也讓他感觸頗多。

　　1980年，他畢業(yè)后去了省城一家黨報，做了兩年編輯、兩年記者。這一年，某地級市一位領導看中了他，要調他去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報社不想放他走，兩個副總找他談話：你不想做記者可以做編輯，報社對你不薄，而且發(fā)展勢頭很好，希望你能留下工作。

　　但宣傳部副部長的誘惑實在太大，26歲就給你個處級干部，到了那樣的崗位上，可能對社會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更大。那一年，他這樣想。

　　由于報社遲遲不放人，半年后他的檔案才到那個地級市。不料當時機構改革剛剛結束，該市職位全部安排完了，他被安排到臨近的地區(qū)做對臺辦副主任。這是1984年。

　　在對臺辦這個崗位上，他負責對外宣傳工作，呆了整整八年。這期間，他連續(xù)幾年受省委宣傳部、省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表彰，立過三等功，出過《扇子史話》、《東方瑰寶——懸空寺》兩本書。一直到1992年，他調任行署副秘書長，分管科教文衛(wèi)工作。1997年，他從副秘書長崗位，到了下屬縣做正處級的副書記。1998年，他反省自己走過的路：這么多年，自己兢兢業(yè)業(yè)，辛辛苦苦，有基層工作經(jīng)驗，也有機關工作經(jīng)驗，立功、受獎的證書一大摞，為什么升遷這么難？

　　那一年，他想到了自己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這個身份讓他產生了原罪感：以往職務升遷的時候，領導一聽是復旦畢業(yè)的，非常感興趣，但一聽是工農兵學員，就打了折扣。他想到了考研究生，來脫掉那層皮，就參加了中科院企業(yè)管理專業(yè)研究生班。當時，市里參加“脫皮”班的人很多，包括當?shù)氐氖形睍?、縣委書記等。

　　2002年，他回到市里的一個局做局長。到現(xiàn)在快50歲了，也還是個處級干部，他感慨命運的安排，但心態(tài)又很平和：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回顧多年的路，他想：工農兵學員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這些人是無罪的。他們本來應該發(fā)展得更好，也可以發(fā)展得更好。

　　先行者和終結者

　　25年過去了，世間大浪淘沙，百舸爭流，世人關于“工農兵學員”話題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隱若現(xiàn)。

　　也許誠如那位當年的同學所言，這一代人本來可以發(fā)展得更好。他們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錯過了最好的讀書機會，又在撥亂反正之后錯過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雖然和“批林批孔”時代的工農兵學員不同，他們在校時經(jīng)過了較為正規(guī)的學習，畢業(yè)后卻被一視同仁，背上了歷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們做出的成績很少被提及，他們存在的意義總是被忽略，他們的“大普”學歷一再被放大，他們曾經(jīng)被有意無意地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張鐵生式人物畫上等號。

　　而歷史是不該忘記的，工農兵學員做出的成績同樣不容抹殺。在那個改革開放的20世紀八十年代，各項事業(yè)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fā)展之時，“文革”前“十七年”培養(yǎng)的老大學生已遠遠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學生還需要在實踐中磨煉，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和先后畢業(yè)的百萬工農兵大學生，在科研生產等崗位的第一線，頑強地勝任了自己的崗位。光榮的八十年代同樣屬于他們。

　　歷史，永遠是一筆財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還是帶來榮耀的，而要得到這筆財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視它。劫難需要記住，生活則需要感恩。對于一個時代來說是這樣，對于具體的個人同樣如此。

　　“唯文憑論”和“唯血統(tǒng)論”，注定要被時代的潮流滌蕩，“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陰影也終歸要煙消云散，一個個當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詞語標簽，注定要被活在當下的一個個有血有肉，用奮斗來證明自我的個人所取代。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這個社會也正在提供著越來越豐富的價值評判體系。

　　班上一個張姓女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對此做出了注解：畢業(yè)以后，她在北京、美國來回走，朋友圈子里不知道她有沒有上過大學，她說，從前寫小說，現(xiàn)在寫電視劇，做的都是白紙黑字的工作，不需要評什么職稱；在國外時，也是自由撰稿，憑手藝掙錢，從不曾意識到自己是“工農兵學員”。這個社會是公平的，一個人該放在什么位置，就會在什么位置。

　　25年只是一瞬間，7611班的同學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如長江后浪推前浪，他們的子女已逐漸走上了生活的舞臺。在這個價值開放、文化多元的時代，“工農兵學員”對于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也許只是有如天方夜譚?；蛟S，有一天，他們會問起自己的父母年輕時的事，會問起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是什么意思？這一代人的存在價值何在？

　　也許，這個問題會讓古亦忠回首往事：他們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他們成長在兩個時代的交替過程，鮮明地烙印著兩個時代的特征。前一個時代的光榮與驕傲，成為后一個時代的自卑與包袱。后一個時代的自卑與包袱，讓一部分人隱匿，一部分人自甘隨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后學，在最初的屈辱中奮起，在各自領域里闖出一方天地。

　　也許，這個問題會讓范計春想起30年前，那個百廢待興的早晨：他坐在臺階上念英語，80多歲的中文系主任朱東潤先生看到了，非常激動，拿起拐杖往地上一敲，嘖嘖稱贊：好啊，好啊。也許會讓他想起老師從前說的話：76級是最幸運的一屆，承上啟下的一屆，從這一屆開始，教育制度對以前工農兵學員的做法做了徹底的否定。76級的意義也許就在于，他們是中國恢復“文革”以前教育制度的先行者。

　　也許，這個問題會讓人們感慨：在歷史厚重的煙云之下，他們原來是那個撥亂反正的年代里，那些不該被遺忘的先行者和終結者。

　　中國最后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的人生縮影

　　工農兵大學生指的是“文革”期間執(zhí)行的一種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學生，因為這種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薦制，通過行政部門從工農兵中推薦上大學的人，所以這些大學生統(tǒng)稱為“工農兵學員”（后來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我們還會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時代的人物稱謂：紅衛(wèi)兵、赤腳醫(yī)生、知識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結束了，這些人物稱謂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終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只有在歷史敘述中才會出現(xiàn)。但是，我發(fā)現(xiàn)歷史敘述對待這些人物稱謂明顯地采取了一種“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倫理觀的態(tài)度。凡是在“文革”中處于被動地位的人物稱謂，在歷史敘述中就被賦予一種歷史優(yōu)越感，如知識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處于主動地位的人物稱謂，在歷史敘述中則處在被貶責、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腳醫(yī)生、工農兵大學生。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啟的新時期文學基本上就是以這樣一種歷史倫理觀建構起新時期的文學敘述的，而敘述主體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他們掌握了歷史話語權，完全以他們的心態(tài)、立場和視角去觀照、篩選歷史。在以他們?yōu)橹黧w建構起來的“文革”敘述里，類似于工農兵大學生、赤腳醫(yī)生等人物幾乎就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這樣的歷史敘述顯然是應該被質疑的。因為作為敘述主體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他們并沒有走出歷史，更沒有超越歷史，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構起來的歷史圖景顯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質。所以我們應該以另一種歷史人物的視角來觀察歷史，這樣才能打破僵化的歷史敘述格局。范小青前些年寫了一本《赤腳醫(yī)生萬泉和》，我讀后大為贊賞，就因為她是以一位赤腳醫(yī)生的視角來寫“文革”的，與我們平時看到的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所講述的“文革”受難史完全不一樣。王金昌的《工農兵大學生》則是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視角來寫他們自己在“文革”前后的經(jīng)歷。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農兵大學生為主要角色來講述歷史的小說幾乎沒有，他們早已退出了人們的視線，《工農兵大學生》第一次讓工農兵大學生站到了舞臺的中心區(qū)。

　　中國最后一批“工農兵大學生”的人生縮影

　　1966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大學的殿堂砸得七零八落。經(jīng)歷了造反、武斗、清查“五?一六”、以及軍宣隊、工宣隊進駐的熱鬧場面，全中國所有的大專院校沉寂得幾乎被人遺忘了。

　　1970年初，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開始回顧起毛主席1968年7月21日的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從有實踐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學生條件為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jīng)驗，年齡在20歲左右、相當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zhàn)士和青年干部。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xiāng)和回鄉(xiāng)的知識青年。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

　　于是，“工農兵學員”應運而生。這一年，全國首批招收工農兵學員4萬余人。肩負著“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神圣使命的工農兵學員，成了時代的寵兒。

　　1976年，在農場工作的林錫琦，先是被班排推薦，然后是連隊推薦，最后參加了農場組織的相對嚴格的考試。終于在這年冬天，林錫琦拿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來自五湖四海

　　1977年2月25日晚，復旦大學四號樓燈火通明，那個后來被稱為中文系7611班的76級文學評論專業(yè)，55個同學到齊了。

　　55個同學，可謂來自五湖四海。有插隊多年的老知青，有具備豐富工作經(jīng)驗的基層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廠的技術骨干，有部隊的宣傳干事，有真正落實推薦精神、經(jīng)過相對嚴格入學考試進來的，也有組織指派進來的，開后門進來的。

　　和往屆工農兵學員一樣，他們的政治面貌較好：全班55人，黨員就占24人，團員有26人；文化程度則參差不齊：高中畢業(yè)生27人，初中畢業(yè)生28人；年齡上也有較大差別：最小的20歲，最大的27歲。

　　比往屆工農兵學員幸運的是，他們在長期的知識饑渴之后，趕上了一個好的學習機會，成了那特殊的年代里的幸運兒，開啟了“文革”之后大學的讀書風氣，雖然在其后的日子里，這種光榮一再被77級的光芒掩蓋，被厚重的歷史煙塵遮蔽。

　　“用麻袋裝知識”

　　雖然還是工農兵學員，7611班已基本沒有了學工學農，沒有了“批林批孔”，沒有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沒有了“三大革命做課堂”。

　　中文系比較系統(tǒng)的課程一一開出來了：現(xiàn)代文學、現(xiàn)代漢語、作家作品、古代漢語、古代文學、外國文學。好多老師也出來上課了。

　　“我到復旦來，就是要用麻袋來裝知識的。”7611班的同學人人都憋著一股勁，爭分奪秒，誓把被“四人幫”破壞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他們的學習熱情比后來的77級有過之而無不及。早晨六點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讀外語；晚上熄燈以后，還有人在廁所里看書。夏天，教室里沒有風扇，為了防蚊子，人人穿著很厚的褲子，汗流浹背了還在埋頭苦讀。

　　來自77級的沖擊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個消息傳到7611班，頓時起了不小的震動。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宣布：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勝利結束。這一年，中斷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復了。

　　這消息立即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似乎是一夜之間，7611班的同學如夢一樣被驚醒了：原來他們是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了。壓力隨之而來。班上有人想退學參加高考，用實力來證明自己；有人疑慮重重：我們是不是要作廢了？見慣了大風大浪的老知青們倒是清醒地意識到：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學的機會，把該學的學到手。

　　轉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級入學了。又是敲鑼打鼓，復旦大學迎來了新同學。囊括了老三屆至新三屆，集十年動亂期間的人才于一爐的77級，很快成為時代的寵兒。一入學，他們的教學大綱就變了，76級沒有開過的文藝理論、語言學概論等課程，系統(tǒng)地開出來了……種種的變化讓7611班的同學感到有些底氣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憤憤不平，他們學習比以前更努力了。

　　感受文化之光

　　1978年，歷經(jīng)劫難的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不同價值觀念引起的思想在激蕩。7611班的同學在令人振奮的時代里，吸收著思想解放帶來的精神營養(yǎng)。

　　這時的大學校園，文化討論開始活躍。講座多了起來，導演、演員、作家紛紛來到學校。校園活動更豐富了。演講協(xié)會每周都有活動，時髦的吉他協(xié)會也在招兵買馬。

　　很多小說都解禁了。姚國雄是班上的借書員，每次去圖書館都借回二三十本書，再分借給同學。電影也放開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復放映，四號樓的二樓有一臺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有好節(jié)目時，大家把板凳搬到走廊里看，有時凳子上都站滿了人。

　　校園里辯論的氣氛很濃，有時一頓午飯足足可以吃上個把小時，飯涼了，菜冷了，吃飯的人仍在爭論不休。

　　畢業(yè)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將走完充實而努力的三年。三年前入學時，他們意氣風發(fā)，他們承擔了那個特殊年代的光榮與驕傲，卻沒有料到這一份光榮與驕傲，有一天因為風云變幻變成自卑和包袱。這種情緒在畢業(yè)之際，則引發(fā)了一場簽名運動。

　　自從77級同學進校以后，部分同學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點抬不起頭，二是有點不服氣。難道工農兵學員真是處理品？我們這些人能不能晚畢業(yè)一年或半年，把學得不好的課程再學習一下呢？

　　畢業(yè)的日子一天天臨近，班上的幾個同學決定給教育部長蔣南翔寫信，給鄧小平寫信，反映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希望多讀一年的心聲。他們寫好信，挨個宿舍找人簽名。30年后，一位同學還記得那封信的片段：我們是工農兵學員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最早一班車，我們上學，一直認真讀書，有些事情是時代的因素……

　　那是一個個性被淹沒的時代，又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頭，似乎國家要處理的問題太多了，來不及處理一屆大學生的歷史遺留問題。寫信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

　　11月底，考試結束了，全班同學被召集到一個會議室里，指導員楊竟人宣布了每個人的分配去向。在那個帶著計劃經(jīng)濟時代特點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學一部分屬于“社來社去”，入學前從單位選派出來的，要回原單位；一部分是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學則要根據(jù)各省要人情況進行分配。

　　先行者和終結者

　　也許誠如當年一位同學所言，這一代人本來可以發(fā)展得更好。他們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錯過了最好的讀書機會，又在撥亂反正之后錯過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機會；雖然和“批林批孔”時代的工農兵學員不同，他們在校時經(jīng)過了較為正規(guī)的學習，畢業(yè)后卻被一視同仁，背上了歷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們做出的成績很少被提及，他們存在的意義總是被忽略，他們的“大普”學歷一再被放大，他們曾經(jīng)被有意無意地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張鐵生式人物畫上等號。

　　然而，“唯文憑論”和“唯血統(tǒng)論”，注定要被時代的潮流滌蕩，“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陰影也終歸要煙消云散，一個個當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詞語標簽，注定要被活在當下的一個個有血有肉，用奮斗來證明自我的個人所取代。

　　我們今天熟悉的“工農兵大學生”

　　李銀河

　　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插隊內蒙兵團，后轉插于山西沁縣。1974年根據(jù)各方面綜合表現(xiàn)，李銀河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到山西大學歷史系讀書。畢業(yè)后，分配進《光明日報》社。1980年，在偶然接觸霍爾斯曼和社會學之后，發(fā)現(xiàn)興趣所在，先后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和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后。成為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現(xiàn)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99年曾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五十位最有影響的人之一”。

　　賈平凹

　　賈平凹，當代作家，陜西丹鳳人。1972年，初戀情人將上大學的名額讓給了他，賈平凹得以從水利工地被推薦進西北大學中文系，成為工農兵學員。“如果沒有那次機會，我可能現(xiàn)在還是農民。”1975年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任陜西省出版社文藝編輯、《長安》文學月刊編輯。1982年后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任中國作協(xié)理事、陜西省作協(xié)副主席等職。他的每部作品都會掀起一股浪潮，從最初的《廢都》到《高老莊》，再到《病相報告》，都是火熱至極。

　　梁曉聲

　　梁曉聲，著名“知青作家”。祖籍山東省榮城縣。初中畢業(yè)后，下鄉(xiāng)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4年被推薦上復旦大學中文系，成為工農兵學員。并據(jù)此寫出自傳體小說《我的大學》。1977年畢業(yè)之后，被分配至北京電影制片廠文學部任編輯。1988年調至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任藝術委員會副主任；2002年調至北京語言大學任中文系教授。自1984年以來，其名字一直被收在美、英、澳三國《世界名人錄》中。

　　敬一丹

　　1955年生于哈爾濱，初中畢業(yè)后在小興安嶺度過了5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入北京廣播學院學習，成為末代工農兵學員，原本喜歡法律的她陰差陽錯地讀了播音專業(yè)。畢業(yè)后，任黑龍江電臺播音員，后回母校讀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現(xiàn)任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東方時空》節(jié)目主持人。連續(xù)獲得3屆“全國十佳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金話筒獎”，現(xiàn)任中國廣播電視學會主持人節(jié)目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廣播學院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孫玉璽

　　1951年生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初一時趕上“文革”，在黑河地區(qū)的長水河農場下鄉(xiāng)5年。1973年，作為知青生產連隊連長的孫玉璽成了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英語，1978年畢業(yè)后，在英國倫敦經(jīng)濟學院繼續(xù)學習國際關系。1979年學成歸來進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國駐法國、韓國等大使館擔任重要職務，后于1998年任外交部發(fā)言人、新聞司副司長，在2002年任中國駐阿富汗大使期間，出版有關阿富汗戰(zhàn)后情況――《山國采風》一書。從2005年開始擔任中國駐印度大使至今。

　　張鐵生

　　1973年，因為一封寫給“尊敬的領導”的信，張鐵生成了“文革”時期家喻戶曉的“白卷英雄”，也因此贏得了“四人幫”的青睞，順利地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yī)系錄取。1975年，當選為四屆全國人大常委。1975年8月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1983年3月23日，法院公審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1991年，41歲的張鐵生刑滿獲釋，1995年跟合伙人成立公司，目前凈資產過億元、擁有17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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